这就意味着必须超越传统儒学的形上-形下的思维范式，发现并揭示儒学中的比形上学和形下学更为本源的观念层级，这就是孔孟儒学所固有的、而被长期遮蔽的观念：生活或存在的观念。
不难看出，善恶之间的这两种互动形式是内在有别的：分离性并存是宽泛性地围绕人们的不同需要而言的，对应性关联则是限定性地围绕人们的同一需要而言的，不可随意混为一谈。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与他大致同时的英国法学家约翰·奥斯丁则强调：每个意欲都是影响人们自我的一种痛苦，它驱使人们通过获取所欲对象的途径以求解脱。问题在于，人们在冲突中做出选择的时候，总是会对两种不可得兼的好东西展开权衡比较，以求选取重要的而放弃次要的。例如，我趋于财富之善的努力虽然同时也就是试图避免贫困之恶，却不足以让我避免人生在世的其它坏东西。问题在于，就算限定在对应性的关联中，人类行为的趋善取向也不足以让它的避恶取向消解于无形，毋宁说前者反倒要以后者作为自己存在的先决条件。众所周知，这部名著开门见山地宣称一切行为和选择都以善为目的[4]（PP3-4），在充分肯定了善作为目的的主导效应的同时，却没有明确指出恶在人类行为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尽管善与恶的彼此互动如此一目了然，很难割裂开来，西方哲学史上却长期存在着某种单向度的倾向，一方面极力彰显善的地位，另一方面又相对忽视恶的意义。只有这样，人们才能确保自己在冲突情况下获得的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善，以免自己由于缺失后者的缘故而遭遇到不可接受的基本恶。当下艺术是片断、荒诞、虚无、即时性和否定性的展现。
郭熙所说高远、深远、平远，那是对宇宙世界的体会和描绘，高远是无限高的山，是观画中无限高的心理过程。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才是山水的情怀和理想，因为这是现世无法得到的，无法实现的。换言之，不读西方的书，不完整地理解西方现代社会的生成、发育、矛盾和危机，我们就没法理解现代的艺术、当代的艺术。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要重复中国的传统，要抱守残缺，而是通过双向的链接而对传统加以新的构建。
封建制解体后，某种皇权专制的系统出现后，很多士大夫把孔孟老庄努力混合成为一种理想政治的形态，这使得中国的士人逐步构建出一个自我的世界。士人与国家之间有微妙的并立的格局，使得归隐山林，乘桴浮于海，成为了中国士人特有的情怀。
正是在科学与巫术交融并立的阶段，艺术的当下性便径直呈现出来了。这是中国士人的肇始，是最明确的写照。在资本与权力共谋的现代世界里，艺术似乎成为了一种极端个体的解放形态。每个人的内心里，都有一个不能僭越的自然的存在。
因为我们借此还不能够构建一个完整的士人精神系统。这时候，周公的形象才真正复兴，从文王、武王到周公，从周公引出孔子，其实所要表达的恰恰是士大夫或者知识分子不能完全融入到政治系统里，而是自我构建一个理想的世界与之相平衡。正因为我们面临着上述双重的危机，有了切肤之痛，才会努力捡起两项重要的工作：一是在西方文明的总体框架内反思现代问题，二是将现代性重新问题化为传统问题，即从中国传统的资源中去寻找化解现代危机的出路。如果没有这样的精神，根本谈不上中国的艺术，特别是山水艺术。
艺术家需要经常扮演革命者的形象，扮演批判家的形象，扮演不拘泥于传统，向着人性的各个角落无限开拓的形象。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陶渊明的诗讲得很清楚：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费孝通先生曾经在《皇权与神权》里面谈到，早期封建时代的士大夫和后来封建制度解体后的士大夫不一样。
大家都读过《世纪末维也纳》，这本书全面反映了西方那个时期的焦灼、迷茫和挣脱。这是我们时代的悲哀，我们将来一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瞬间的意念性的深度，对于整个文明来讲从来就没有什么深度。北宋著名的山水画家李成，他是先唐的宗室，但是在五季艰难的时候，流离于四方，但他气调不凡，磊落有大志，在现世无道的时候，他放意于诗酒之间，又寓兴于画，追寻和构建一种完整的士人精神。他也说过：天空既在我们的头上，又在我们的脚下。《圣朝名画评》说他尊师造化，自创景物，结合奇妙，想必就是所谓天人合一的境界
这些经典是不同思想源头融汇的成果，不应该分高下，也不应当存门户之见，而要一视同仁，观其会通，这样才能有一个通达的了解。中国文化是多元文明中的一员，中国文化自身也有多个源头，这已是今天的常识。
我跟随殷海光先生学习自由主义，后来又研究《老子》《庄子》，就渐渐不追随独尊儒术，而是决定开放心胸，一定要参考大陆学者的研究，与学术及政治名家合作。我想以台湾的经验来谈如何提倡传统文化。
这是一种图书分类法，也是价值的高下，和董仲舒独尊儒术的态度是一致的，和汉初司马谈的看法就不同了。他提倡儒家文化，将领们以孝作忠，忠于领袖。
台湾在过去提倡传统文化是独尊儒术。拿中国早期历史来说，自西向东，是文明传播的方向，而自东向西同样也是一个方向，南和北之间，亦复如是。保持开放的态度非常重要，中华文明应当有这样的器量。当今时代，多元文明的观念成为常识，因此，我们不应该把经学、子学的高下作为前提，也不必拘泥于六家或者九流之说。
我去帮他，他非常感激。与其他文明比较，中国是唯一一个延续至今没有中断的文明体。
到了南宋朱子时代，在儒家内部有了新的调整，《孟子》和《中庸》《大学》成为经书，加上《论语》，构成四书，而与五经并立，这些后来成为国家的取士标准。《诗》《书》《周易》是周人遗教，而《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以及《春秋经传》《礼记》《易传》都是诸子的著作，都可以视作先秦基本经典。
我们经常会看到类似的情景：一座庙里供奉着不同的圣像，一座城市有着不同的宗教场所，这说明中国文化有自己的一套办法，能够包容并存。古人讲诸子学，旧的代表是班固，影响很大。
我对庄子海纳百家的气度是极为欣赏的，那才是中国文化的气派。我曾经到过埃及、希腊、印度等一些古国，特别是在埃及，亲眼看到金字塔那样数千年以降依然动人心魄的文明古迹，而创造这些文明的那群人却早已消逝在历史中，难免会有感慨。进入专题： 新子学 。民国时期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等人做学术史和哲学史，就是在这些基础上吸收西方观念而完成的。
就我来说，我主张学术上东与西要相互融合。我一直在反思，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这一悲剧？慢慢地，看到激进伊斯兰势力兴起，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加剧，我对于中国文化在世界中的位置有了新看法，那就是要唤醒中国文化温和开放的性格。
我想，这与中国的早期思想应该有一定的关系。我回来不禁感慨，美国老人的晚景是很凄凉的。
回到大陆，我见到很多朋友，特别是年轻的学生，他们对我的热情，让我感到非常温暖。我曾经在20世纪50年代有几次机会见到蒋先生，也亲眼见过台湾当时的以孝作忠，忠于领袖。
